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杂志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杂志2023年第5期

• 绿色发展视角下乡村生态环境规划的几点思考

  师荣光,武文豪,汪常乐,夏维

  乡村生态环境规划是优化空间资源配置、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实现农业农村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受制于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发展的弊端，已成为限制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乡村振兴，规划先行，本文通过解构当前乡村环境规划过程中系统统筹所需兼顾的各环节要素，明确当前政策制度的发展导向及目标，深刻理解乡村环境规划的基本内涵，提出包括农业环境、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乡村环境规划理论体系，针对绿色发展背景下乡村环境规划目标，分析发现当前实践中存在乡村环境规划衔接不够、科技创新支撑力度不足以及对新发展理念认识不充分等问题，最后以问题为导向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及管理途径，为更好地建设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绿色发展目标提供理论与政策支撑。

• 山西省乡村人居环境健康发展评价及规划分类研究

  李晓静,刘猛,孙亚楠,蔡音飞,王霜,王敏,陈云龙

  为开展山西省乡村人居环境健康发展评价与区域规划分类，以山西11个地级市为评价单元，从经济发展环境、生产生活环境、生态宜居环境、社会保障环境、文化旅游环境视角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健康发展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分别确定指标权重和功能分值，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系统协调度指数评价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程度，采用K-means聚类分析获取乡村人居环境健康发展水平的集聚情况，并进行规划分类与管理。研究表明： 2006—2021年山西省乡村人居环境健康发展水平先上升后略微下降，功能分值由2006年的0.286 2上升至2018年的0.696 5，再下降至2021年的0.611 3，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 2015—2021年，太原市、晋中市和长治市乡村人居环境发展水平变化趋稳，大同市总体向好；运城市略有回落；其他6市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以2018年为转折点，2006—2021年山西省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协调度指数先升后降，由2006年的1.708 7上升至2018年的2.126 8，再下降至2021年的1.950 2。经济发展环境与生产生活环境子系统、经济发展环境与生态宜居环境子系统、生产生活环境与生态宜居环境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经济发展环境与社会保障环境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先升后降，其余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均呈“M”形波动发展。依据K-means聚类分析结果，本研究将2021年山西省各市乡村人居环境的健康发展程度划分为相对较差、中等、相对较好三类，并针对不同健康发展程度提出相应的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与管理措施。

• 国内外乡村环境规划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汪常乐,马田田,米长虹,师荣光,武文豪,夏维,张爱,胡青柏

  乡村环境规划是促进农业农村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环节。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港澳台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为主体的1995—2021年间共4 180篇文献，展开乡村环境规划领域现状动态及热点趋势分析。结果显示，国内外对乡村环境规划学科的关注度持续提升，研究文献体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学科发展呈现萌芽起步期、稳步增长期和快速发展期三个阶段，时期发展进程上国内比国外滞后。学科分布上国内外均趋于多学科交叉、跨领域融合的发展特点，但国外学科分布领域更加广泛且均衡，重视基础理论创新、指标体系构建、技术方法开发，机构间合作程度远大于作者间合作；国内学科领域分布窄而集中，技术方法多依赖国外研究，作者间合作更加突出。国内外研究热点趋势均呈现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国内以乡村环境规划的各层次要素研究居多，如乡村空间规划、人居环境规划、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及产业规划，国外重视学科发展内核的提升，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能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等成为当前最新研究热点。基于此，建议强化政策导向下乡村环境系统规划体系建设、完善学科交叉下中国乡村特色创新以及促进模型应用开发中乡村指标数据建设，从政策管理、学科发展和技术方法三个层面促进我国新时期乡村环境规划领域发展。

•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流域分区规划与管理——以于桥水库流域为例

  张海洋,杨琰瑛,刘凯,周滨,苏德岳,马成,师荣光

  量化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格局，分析生态系统服务间权衡协同关系，对流域环境进行生态功能的规划分区，将有助于实现流域精细化管理。本研究以典型跨省市农业流域——于桥水库流域为例，借助InVEST模型对2020年流域内农业和环境的6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粮食产量、氮输出、磷输出、固碳量、产水量和土壤保持）进行模拟，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然后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法判断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最后运用K-means聚类法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簇，根据生态系统服务簇的特征对流域进行分区规划，并提出差异化管理措施。结果表明：产水量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流域中北部地区，粮食产量、氮输出、磷输出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流域中南部，土壤保持和固碳服务的高值区则主要分布在流域的西北部。氮输出、磷输出与粮食产量，土壤保持与固碳服务互为协同关系（P<0.01），而粮食产量服务与土壤保持服务间存在较强的权衡关系（P<0.05）。根据子流域的生态系统服务特征，将于桥水库流域划分为粮食生产区、水源保护区、森林生态区和综合发展区4个功能区，分别占流域面积的22.32%、18.69%、29.30%和29.67%。最后，针对各分区内不同情况，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措施建议，并建议今后将管理重心放在水库北岸的生态治理和区域内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 基于发展潜力评价与障碍因子识别的村庄分类与发展策略研究——以河南新县为例

  蔡二林,李纪伟,叶青青,陈伟强,汶家卉,张帅,张少凯

  科学划分村庄类型并制定针对性的村庄发展策略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本研究以河南新县为例，分别采用综合指数法和障碍度模型测算村庄发展潜力，识别阻碍村庄发展的障碍因子类型和数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村庄分类和分区，制定差异化的村庄发展策略。结果表明：新县村庄发展潜力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呈现南北部和县城周边较高、东西部较低的总体空间格局，坡度、地质条件、人口和村庄用地规模、距县城和卫生院距离等是限制新县村庄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其中东南部的田铺乡和西南部的卡房乡个别村庄障碍因子数较多，未来继续保留发展的难度较大。新县全域村庄划分为特色保护类23个、城郊融合类9个、集聚提升类79个、搬迁撤并类13个、整治改善类69个，占比分别为11.92%、4.66%、40.93%、6.74%、35.75%，并采用SKATER空间聚类算法划分村庄发展分区，在此基础上依据各分区村庄发展特征、优势和短板提出针对性村庄发展策略。本研究可为村庄发展障碍因子识别及乡村振兴精准施策等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 乡村振兴与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双重背景下对村庄规划的思考

  卢梦,汪颔杰,李玉明,赵长海,曹洪涛

  本研究立足历史与问题导向，研究创新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村庄规划内容，归纳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村庄规划的发展历程，结合新时代的多重要求，通过对村庄规划的科学认知，阐述了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的内容与方法，分析了村庄规划存在的问题和优势，提出了村庄规划发展的保障措施。首先，村庄规划从传统的单一导向规划转向分类指引规划；其次，村庄规划工作重点从居民点规划转变为全域空间管控；最后，从单一规划向多规合一的思维转变且村庄规划还要预留弹性空间。乡村规划师要深刻认识村庄规划的实用性内涵，以村民为主体，统筹城乡各种资源，分析研判村庄的优劣势，进行全要素规划，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

• 三生空间视角下基于最小阻力模型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以吉林省辉南县为例

  朱晓琳,郄瑞卿,张文琦

  为了科学划分农村居民点类型，对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提出相应的整治措施，本研究以吉林省辉南县为例，构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最小阻力模型和K-均值聚类分析划分村庄组团类型，依据改进的空间引力模型和加权Voronoi图结果，进一步在村庄组团内部划分出不同的农村居民点类型。结果表明，研究区域“三生”空间综合阻力值分布差异性特征显著，总体呈东高西低趋势，按照综合阻力值大小分为最小、较小、中度、较大、最大5个阻力区。基于综合阻力分区结果与聚类结果划分出4种村庄组团类型：集聚提升类村庄47个，总面积为1.243×107 m2；城郊融合类村庄35个，总面积为7.169×106 m2；特色保护类村庄41个，总面积为1.252×107 m2；稳定改善类村庄18个，总面积为4.201×106 m2。根据村庄组团内部相对引力值关系和每个农村居民点实际的功能辐射范围，进一步在村庄组团内部划分出重点建设型、一般建设型、迁移合并型3种农村居民点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提出相应的整治策略。研究表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评价指标体系可以较好地反映外界因素组合对辉南县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影响，基于最小阻力模型等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划分村庄组团及其内部组合特征，能够科学划分农村居民点类型，从而对不同农村居民点类型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的策略。

• 地标农产品产地环境规划与布局初探

  夏维,王钰,马思亮,马田田,师荣光

  地标农产品是从众多农产品中脱颖而出的明星，也是地方发展的“金字招牌”。地标农产品的发展，对区域环境的保护、传统文化及技艺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产地自然、人文资源及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地标农产品具有分布不平均、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很多地区仍然存在地标产品公众认知度低、影响力弱等现象。为了推动地标农产品的高质量发展，本文追溯地标农产品的发展历程，围绕地标农产品与产地环境之间的联系展开分析，综合现有的地标农产品产地环境区划方案和前人研究结果，对地标农产品的产地环境进行划分及规划研究，并对地标农产品的产业链布局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地标农产品产地的气候特征、地形地貌、土壤条件和水资源条件等地理要素影响着地标农产品的生产安全、品类分布和风味特色，其人文历史赋予了地标农产品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根据地标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及地标农产品的生产优势，可以将其分为绿色多优势产品产区、无公害多优势产品产区、绿色少优势产品产区、无公害少优势产品产区。地标农产品的生产应当因地制宜，生态农业技术适用于多种类型产地环境的改良，有利于农业生态系统功能的提升。种质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有利于提升地标农产品的物种多样性，促进地标农产品的多元化发展。提升产业链能级、实现产业链融合是未来地标农产品产业链的布局方向，激活产业集群效应，加强对地标农产品生产的监管和保护，构建政府、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共享和互促机制，可以促进我国地标农产品发展水平的提升，增强地标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 基于生态约束的新疆新和县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

  尹玉聪,王宏卫,薛孟琦,魏一鸣,钱田田,余芳瑞

  为协调好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关系，推进农村居民点有效整治分区，本研究以新疆新和县为例，以生态视角为切入点，采用最小阻力模型、引力模型及复杂网络等方法，将景观安全格局与社会网络相结合，基于空间分析结果将新和县农村居民点进行类型划分，并分别提出整治分区策略。结果表明：新和县生态安全格局空间分异明显，重点保护区、次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非重点保护区面积占比分别为36.91%、31.38%、20.47%和11.24%，呈现中部、西部及南部以重点保护区为主，西北部、东南部以非重点保护区为主的空间格局；节点联系度空间分布不均，自城镇中心向外围越来越弱，节点强度高值集中在新和镇附近，节点强度低值分布于各乡镇边缘，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节点分别为21、36、51个和18个；将新和县农村居民点划分为重点发展型、潜力优化型、控制规模型和搬迁撤并型4种整治类型，面积分别为16.11、17.55、13.83 km2和6.32 km2，并根据存在问题分别制定整治分区方案。研究表明，将生态因素纳入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范畴，可为新和县分类推进农村居民点整治、生态安全保障及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新思路。

•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路径分析

  师荣光,徐季诺,马建军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人居环境整治逐渐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尽管近年来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取得较大改善，但仍存在整治不均衡、不充分的情况，部分地区脏乱差现象较为普遍。本文基于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及其现有研究与工作实践，深入剖析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在系统规划设计、技术政策、系统协调性、管理机制体制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并结合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际需求，提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现路径，旨在拓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思路，助力乡村振兴。

• 四川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因素

  邓茜月,王永生,黄晗

  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地区的短板之一，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建设内容，探究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因素，可为科学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理论支撑。本研究以四川省为例，系统梳理了四川省农村人居环境政策，并基于统计年鉴和政府公报数据，运用ArcGIS及地理探测器等工具，探究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时空演化特征以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5—2019年四川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逐渐向好，评价分数由0.260上升到0.917，各市（州）间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变化由社会经济子环境单一驱动转变为社会经济与居住支持环境协同驱动；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生活污水处理率、乡（镇）拥有卫生院数量、乡（镇）拥有文化站数量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主导因素。未来，四川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应加强公共资源投入及公共服务建设，尤其应注重偏远地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与提升机制研究

  徐爽,王成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与提升机制研究，有利于巩固拓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成果、全面推进新发展阶段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本研究基于“政策主题-成效评估-整治提升”的研究思路，以政策主题为导向，以六大重点工程为抓手，借助政策文本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分析了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阐释了整治提升机制并提出提升路径。结果表明：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聚焦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居住条件、公共服务、产业发展五大主题，相关文件数量占比分别为18.9%、16.3%、19.8%、25.6%、19.4%； 1997—2020年其内容呈现出从要素供给、结构完善到功能提升的阶段性特征。整治成效水平呈现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的空间特征，综合值分别达2.70、2.42、2.41；一、二类区中住房整治成效最为突出，三类区中生物资源循环利用和地域文化整治成效较突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对其他项目推进具有较高的贡献度。因此，相关部门应树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聚焦目标-多措并举-协同治理”的系统化工作思路，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 城市轨道交通与城乡融合协同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以郑州市为例

  曹昱亮,马杳旗,杨琰瑛,师荣光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城市轨道交通与城乡融合协同发展可加快乡村振兴战略进程。本研究以郑州市为例，以最小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指标测评轨道交通可达性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水平，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及乡村振兴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城市轨道交通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是否具备协同发展机制，进而分析协同发展是否影响乡村振兴。结果表明： 2012—2020年耦合协调值由0.10上升至0.99，由极度失调发展为优质协调；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城市轨道交通与城乡融合协同发展对乡村振兴有单向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城市轨道交通与城乡融合二者呈现协同发展趋势，协同发展对乡村振兴有促进作用。

• 京津冀地区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研究

  展刘洋,朱清垚

  为了深入探索京津冀地区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旅游之间的协调适配关系，促进两者的协同发展以增强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基于综合评价法、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从经济、生态和社会三个维度建立了评价农业现代化系统和乡村旅游系统的指标体系，分析了2010—2019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 2010—2019年京津冀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增幅为27%，乡村旅游系统呈持续上升趋势，增幅为134%，综合水平增幅表现为乡村旅游>农业现代化；京津冀地区农业现代化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度状态由磨合阶段上升为良性耦合，耦合协调度稳步提高，从濒临失调发展为勉强协调，研究期内始终呈北低-南高的空间分布特征； 2010—2019年京津冀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明显短板，总体表现为乡村旅游滞后状态，但差距趋于缩小。最后，依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提升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 村庄综合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以山东省新泰市为例

  王义方,程琳琳,郑洋

  为了评判村庄发展状态，为村庄发展和资源配置提供参考，本研究由“个性”到“共性”构建了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村庄综合效能评价体系，并以山东省新泰市为例进行应用。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因子法，进一步分析了新泰市村庄综合效能及其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新泰市村庄生产效能均值为0.756 1，生活效能均值为0.623 0，生态效能均值为0.572 3，综合效能均值为0.689 5，各维度效能整体较低，提升空间较大。生产效能较高的村庄分布在新泰市中心城区及两个城市副中心，生活效能较高的村庄分布在新泰市两个副中心，生态效能较高的村庄则主要集中在东部丘陵地区。根据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可知，较协调区域分布在新泰市中心城区、楼禹城市副中心以及放城镇和龙廷镇，失衡区域分布在羊流镇和汶南镇，这些地区是主要的农林产业区。障碍因子测算结果表明，新泰市村庄障碍因子主要为从业人员数量、人均产业产值、村庄环境治理费用和村庄新增生态用地面积，即集中在生产和生态效能维度。本研究梳理了村庄综合效能评价体系构建方法，并进行了实证应用，为制定村庄综合效能提升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村庄要素科学配置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建需求调研及对策

  李婕,高秀秀,李阳,张晓彤

  针对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普遍存在缺乏统筹规划、资源配置不均衡、共享性差等问题，本研究采取现场调查、座谈交流等方式对5个典型地区18个乡镇26个村350余户居民进行设施使用满意度和需求调研，并在此基础上辨析设施配建与管理的主要影响因素。调研结果显示：村民对基础设施的满意度普遍高于公共服务设施，不同年龄和家庭收入人群的满意度和需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村民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设施的建设形式、使用安全性，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设施的便利性和服务质量。基于调研数据得出，影响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建与管理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条件、技术支撑能力和基层治理能力。最后，研究从区域统筹、时序协调、技术优选、治理升级4个方面提出基层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建与管理的对策。

•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乡村生态景观营造路径探索

  马嘉,郑睿楠,段诗璇,王雯飞,李雄

  乡村作为以农林渔牧经营为主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以人的活动为主导，自然子系统、社会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相互依存、制约与补偿，形成人类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本文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乡村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相互关系，探讨生态景观作为乡村生态基础设施的营造路径。通过梳理复合生态系统视角下乡村生态景观的自然性、经济性、社会性等基本属性，辨析其空间范畴、要素与功能、权属与生态权益等基本框架，厘清乡村生态景观营造的基本脉络和影响因素。以张家口市崇礼区石窑子乡为例，构建涵盖韧性评估、保育修复、价值转化、管控能力的乡村生态景观营造路径，针对林草交错地区的乡村生态条件和村庄发展特点，进行生态景观的韧性评估，划分林草植被恢复、农林机制重塑、村庄聚落人居3个区域，并提出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和生态管控能力提升策略，以期优化乡村生态景观营造方法，为乡村生态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提供参考思路。

• 乡村生态景观规划视角下中国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估研究现状

  郑宏艳,米长虹,马田田,龚杰,师荣光

  本研究从乡村生态景观规划视角，基于中国知网公开发表的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估研究文献，通过信息挖掘与统计方法，归纳总结了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估方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区分布和高风险外来入侵植物的研究现状。结果显示：目前国内对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估的主流方法为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以层次分析法计算判断矩阵为主，评价指标使用频次（大于10次）从高到低依次为危害与影响、防控难度、扩散能力、环境适应性和传入分析等10项；研究区域的空间尺度涉及全国、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和其他，主要以省级和市级尺度的研究为主；评估结果为高风险（出现频次≥10次）的外来入侵植物包括小蓬草、一年蓬、凤眼莲、空心莲子草、反枝苋和加拿大一枝黄花等18种。研究表明，应基于景观生态学、入侵生态学、环境影响评价学以及环境规划学等多学科理论基础，构建外来入侵植物风险评估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气候参数、土壤和水环境质量等观测数据和3S技术，结合外来植物适生区预测模型、生态位模型、景观格局指数、生物多样性指数和生态指数等，开展外来入侵植物生态风险评估，为乡村生态景观规划提供补充依据。

• 基于情景分析的村落尺度能源碳排放效应研究

  李宏庆,徐月萍,汪杨,任婉侠,薛冰

  村落尺度的低碳建设不仅可以提高村落的能源供给水平，充分挖掘农村资源的潜力，同时在促进绿色乡村的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以河南省邑西里村为例，通过构建碳能源体系框架，研究不同情景下的碳排放水平，进而判断村落在低碳能源体系建设中的功能角色。结果表明：全村2020年的能源消费热值为5 925 GJ，全村的碳排放量为877 t；在基准情景、慢速发展情景和快速发展情景下2030年消费量分别为6 228、6 594、6 955 GJ，其碳排放量分别为928、987 t和1 046 t；若能实现对太阳能等资源的综合利用，2030年总能源消耗自给率分别为50.76%、52.30%和53.72%。对比不同情景下能源使用的碳排放量，尽管能源种类逐渐向清洁能源的方向转型，但是全村的碳排放量还是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因此，如何保证在居民的能源消费结构升级及转型的前提下优化能源结构并提高村落的低碳水平，仍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亟需解决的问题。

• 粮食主产区典型镇域的农业系统变化与农户生计韧性评价——以河南省高杨店镇为例

  董玥,杨忍,邓颖贤,林元城

  为探寻粮食主产区农业系统韧性和农户生计韧性提升的路径，以传统农区河南省高杨店镇为例，分析不同阶段农业系统的适应性循环过程及变化特征，采用CRITIC-TOPSIS法定量评价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并揭示农业系统韧性与农户生计韧性的关联机制。结果表明： 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杨店镇农业系统经历了两个完整的适应性循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逐步过渡到规模化经营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阶段，农户生计逐步多样化。气候变化、制度变革、政策响应、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技术革新是农业系统适应性循环演进的主要驱动力。根据农户收入来源及其占比，研究区农户生计类型可划分为种养殖型、工资保障型、自主创业型、社保依赖型、兼业均衡型5种，且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韧性存在显著差异。农户生计分化受到农户自主发展能力与国家政策、市场力量、社会关系等内外部力量共同驱动。农业系统韧性和农户生计韧性存在尺度嵌套和相互影响，当农户生计韧性累积到一定程度即表现为农业系统整体的韧性。

• 基于农户行为视角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对耕地抛荒的潜在影响研究

  刘婷,侯慧敏,王焕之,徐鹤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现大规模耕地抛荒，通过政策手段有效约束和引导农户行为，是解决耕地抛荒问题的关键。2016年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改革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改革后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涉及耕地数量保护、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等多个方面，可对耕地抛荒产生一定影响。为评价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农户行为视角，构建了农户耕地抛荒的行为解释模型。模型包括（拟）退出农业生产的农户（农地转出方）和农地转入方两类行为主体，以及是否退出农业生产和耕地处置两个决策节点。基于该模型采用情景分析、逻辑推理等方法研究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在不同决策节点对不同行为主体的影响，进而分析了政策实施可能对耕地抛荒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的实施不会影响农户是否退出农业生产的决策，但会对耕地流转产生积极的影响。总体来看，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耕地保护，遏制耕地抛荒。

• 农牧交错区农业资源利用与优化模式——以榆林市为例

  武文豪,杨琰瑛,马田田,李瑞,师荣光

  受气候变化和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的影响，我国农牧交错区旱作农业规模不断扩大，其保障耕地安全与粮食安全的功能愈发突显，但在农业资源开发利用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农牧交错区的资源超载风险与生态脆弱性备受关注。本研究以榆林市为例，运用重心模型、超效率SBM模型和时空分析等方法分析了近年来榆林市气候、耕地、水和种质等农业资源的利用现状、趋势以及面临的机遇和问题，提出农牧交错区农业资源优化利用模式。结果表明，气候变化背景下陕西省耕地重心及粮食生产重心北移趋势显著，1990—2019年间分别向北移动了38.40 km和72.51 km，榆林市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榆林市气候要素的整体变化趋势表现为平均气温和积温升高、降水量增加以及无霜期延长；榆林市耕地面积的变化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最后相对稳定的特征，粮食种植结构发生转变，耕地利用强度和生产能力均有明显提升；榆林市水资源利用总量不断增加，2010—2020年的农业用水效率从0.414提升至1.039。研究提出市场导向型、资源整合型和生态休闲型三种不同的农业资源优化利用模式，分别适用于土地退化和人口流失严重的地区、具有一定资源基础或产业基础的农村地区以及城市近郊区等不同地域类型的农业发展。

• 生态认知和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基于重庆市水稻种植户的调研数据

  唐琪琪,詹行天,孔立,陈琼

  为探究农户农药减量施用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基于重庆104份水稻种植农户样本数据，以农户的生态认知、社会化服务和政策激励为重要支撑，构建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分析框架，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泊松分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社会化服务对农药减量施用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农药减量技术措施可以显著减少农药施用量；生态认知对农药减量施用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生态认知水平越高，便会更愿意保护生态环境而减少农药施用；生态认知在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社会化服务组织在推广宣传农药减量技术的过程中，可以向农户普及相关知识从而提高生态认知，有利于农药减量施用；社会化服务通过提升生态认知影响农户农药减量施用的中介效应被政策激励正向调节，政府开展实施的宣传教育、技术培训、价格补贴强化了农户生态认知对农药减量施用程度的正向影响。研究表明，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生态认知水平以及着力落实农药减量施用政策激励可以作为推进农药减量化的重要思路。

• 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利用：进展、困境与路径

  王波,何军,车璐璐,戴超,郑利杰,王夏晖

  当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低与农业缺水并存，学界呼吁跳出单纯污水处理的传统思维，探索适度处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的新模式。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得到重视、成效显著，但仍面临理念滞后、治理体系不完善、标准规范欠缺、系统谋划不足等问题。本文在梳理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利用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分析其工作成效和现实困境，并分别从系统观念、考核办法、标准制（修）订、举措创新、试点示范等方面，提出资源利用实现路径，以期为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 寒旱地区农村改厕技术模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高聪聪,花文元,吴照红,陈之晗,郑向群,罗良国

  探寻适宜寒旱地区的农村改厕技术模式，有助于实现寒旱地区农村改厕与全国同步推进，因而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改厕技术模式评价指标体系极为重要。本研究聚焦寒旱地区农村改厕面临的防冻、节水、防臭和粪污无害化等关键技术瓶颈问题和农民呼声，遵循可获得性、以人为本、典型性、独立性与全面性、现实性与导向性原则，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咨询专业支撑农业农村部改厕工作的农村改厕技术服务指导专家、相关省市县农村改厕负责人、部分农村改厕企业负责人与新改建厕所直接使用者（农户）的意见，构建适用于寒旱地区农村改厕技术模式应用效果评价的指标体系，包括6项一级指标（准则层）和15项二级指标（指标层）；同时运用层次分析法分别对2个层次指标进行赋权，确定每个指标的主观权重。权重结果显示：技术模式先进性>技术模式生态协同性>农户满意度>管理有效性>技术模式经济性>社会效益，占比分别为29.47%、28.09%、19.86%、10.84%、7.82%、3.92%。基于本指标体系可以指向性地以防冻节水、粪污无害化处理达标、如厕环境符合户厕卫生规范、管理方便性等关键因素为目标推动寒旱地区农村改厕技术模式的研发，支撑改厕技术或产品研发成果，也可为其他地区改厕技术模式效果综合评价提供借鉴参考。

• 天津市农村厕所革命管护问题探究

  王辉,唐树山,胡颖,陈杉,殷巍

  农村厕所革命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实践。本文总结了天津市农村厕所革命管护的基本做法，调研分析了农村厕所管护模式，指出改厕过程中存在管护协调不到位、农户管护意识缺乏及宣传发动欠缺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 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废弃物类型及资源化利用模式

  崔潇,王永生

  产业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但乡村产业废弃物日益增多，严重制约乡村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亟需重视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家在乡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的政策演变，并探讨乡村产业废弃物类型、产生机制及资源化利用的典型模式。结果表明：我国乡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可以划分为利用方式探索、关键技术研制、绿色循环发展3个阶段；乡村产业废弃物类型主要包括种植业的作物秸秆、废渣废料、农膜、包装物等，养殖业的畜禽粪污、病死畜禽等，加工业的废渣、废水等，以及旅游业的塑料制品、食物残渣及污水等；废弃物产生过程可划分为种养分离、种养部分结合、种养加旅分离、种养加旅结合4个阶段；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主要有家庭初级种养循环、企业种养加循环、多村产业联合体循环、县域产业融合循环等模式。未来应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加强资源化技术和循环模式研究，激发农民的主体参与意识，持续推进乡村产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